李白《蜀道难》以“森秀飞扬，疾于风雨”的文辞特质，铸就“与河岳并垂不朽”的中华诗歌典范。千百年来，世人震撼其“劈空落想，窍凿幽发，应使笔墨生而混沌死”（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的文本创构智慧，喟叹它“出鬼入神，惝恍莫测”之审美境界，却很少深究：在从唐敦煌写本到宋蜀刻本，再到传世通行“定本”的流变轨迹中，《蜀道难》文本是如何通过物质载体、学术传统与文化语境的交互作用，完成从民间传抄到权威定本的演变的。这一过程折射出文学经典化的深层规律，是解析中国古代文学生成传播逻辑的样本。
版本谱系与文本差异
法藏敦煌P.2567+P.2552拼合卷（编号P.2567）为现存最早《蜀道难》写本。据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考证，其抄写于唐中叶（约8世纪）。此本与宋、元以降通行本存在12处文辞差异：“乃不与秦塞通人烟”较通行本多“乃”字，“蛇崩山摧壮士死”通行本作“地崩”，“天梯石栈方钩连”通行本作“相勾连”，“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衔波逆折之回川”通行本改作“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猿猱欲度愁攀牵”通行本作“愁攀援”，“以手抚心坐长叹”通行本作“抚膺”，“雄飞从雌绕花间”通行本调整为“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月愁空山”通行本分作“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连峰入烟几千尺”通行本改作“连峰去天不盈尺”，“其险若此”通行本增补虚词为“其险也如此”，无通行本“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句，末句“令人嗟”通行本作“长咨嗟”。此外，敦煌本还保留唐代俗字及假借等现象，如“烟”作“煙”“蛇”作“虵”等。这反映出唐代民间传抄文本的原初状态，为研究《蜀道难》文本嬗变提供早期佐证。
殷璠《河岳英灵集》系现存最早收录李白《蜀道难》的诗歌选本。与敦煌本相较，此本有9处文辞调整：“乃不与秦塞通人烟”中“乃”字被删减，“天梯石栈相钩连”调整为“方钩连”，“衔波逆折”改为“冲波”，“愁攀牵”修正为“愁攀援”，“雄飞从雌绕花间”重构为“雄飞雌从绕林间”，“连峰入烟几千尺”改为“连峰去天不盈尺”，“其险若此”作“其险也若此”，“所守或匪亲”作“匪人”，增入“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句。可见，该版本已初步呈现格律严整、意象规范、结构铺陈有序等文本特征，彰显出超越传抄讹变无序状态的自觉修辞意识，而这促使《蜀道难》从民间口传的原生形态，逐步演进为承载盛唐文人精神的文本范式。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的刊行，标志《蜀道难》进入版本定型与传播规范新阶段。相较于敦煌写本的流动性与多样性，宋刻本呈现出独特性：其一，版本整合与校勘体系完善，宋刻本创设“双行小注”体例，系统整理异文（如小注中有“‘不’一作‘乃’与秦塞通人烟”“‘何’一作‘可’以横绝峨眉巅”等文辞），既实现对前代不同版本的汇集，保留文本流变痕迹，又通过校勘考辨形成权威定本，为后世《蜀道难》版本谱系奠定以宋蜀本为核心的文献基础；其二，题注阐释与社会现实关联，宋刻本新增“讽章仇兼琼也”题注，将原本侧重地理描摹的文本导向社会隐喻维度，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的意义联系，从而契合宋人“以史证诗”的学术传统；其三，语言雅化与审美范式转型，相较于敦煌写本的俚俗特质，宋刻本在修辞层面进行雅化，实现对唐代口语的文人化转译、句式结构的整饬优化，以及书面语典的嵌入，折射出宋代精英阶层重构文学话语权、确立雅文学正统地位的文化诉求。
版本流变的多维透视
《蜀道难》版本流变不仅是文字的改变，更是文学经典在历史语境中动态演进的缩影，其文本生成脉络中，交织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传播者的历史影响，而这可从以下维度考察。
在文本重构自觉性层面，诗人与编者的主观意识体现在声律、意象、主题等方面。首先，声律体系调整，如敦煌本“方钩连”向宋刻本“相勾连”演变，通过唇齿音到舌尖音的转换，使诗句诵读更流畅，且借“相”字的互动语义暗喻蜀道开凿中人力协作的历史景象；而“抚心”到“抚膺”的改动，既通过平仄调配契合近体诗规范，又以抚胸动作强化行者惊惧情态，实现声韵与情感的共振。其次，意象系统的文化升华，如敦煌本“横河断海之浮云”向宋刻本“六龙回日之高标”的更改，通过引入《淮南子》“羲和驭日”神话意象，将地理景观改塑为具有宇宙时空意识的壮阔图景，使蜀道从自然存在转化为承载文化记忆的符号。再则，主题架构的隐喻转向，《河岳英灵集》新增“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将诗歌从山水咏叹升华为社会隐喻，暗合盛唐文人“功成身退”的理想范式，并通过锦城与长安的空间对立，营造出仕途险恶的警示意境。
文本生成的客观机制则呈现多重动力。物质载体变迁形塑文本形态，如敦煌写本“黄鹤之之飞”的衍文，折射手抄时代因视觉暂留而导致的重复书写；而宋刻本将“入烟几千尺”规范为“去天不盈尺”，体现印刷技术对文本的推动，这种媒介转型反映官方出版对民间创作的影响。审美取向嬗变催生意象重构，如“绕花间”向“绕林间”演变，反映从具体物象（花）到抽象空间（林）的审美迁移，而这与宋代“尚理”诗学形成对话；“悲鸟号古木”到“号枯木”的改动，则通过植被生命状态的凝固，将瞬间场景延伸为永恒的时间寓言。语言演变的非自觉渗透，如“乃不与秦塞通人烟”中“乃”字脱落，可能源于形近字“不”或“与”的视觉混淆或文言虚词语法弱化；至于“雄飞从雌”到“雄飞雌从”的语序调整，或许暗含汉语双音化进程中语感节奏变迁。
这种主客观力量的交织，最终使《蜀道难》在版本演变中既保持核心诗意的稳定性，又不断生成新的阐释空间。
版本流变视域下的经典生成
从《蜀道难》版本流变轨迹中，可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初步规律。
其一，文本形态演进大多遵循“民间传抄—文人规范—权威定本”的层累形成逻辑。如《蜀道难》敦煌写本作为民间传抄形态，保留唐代语言文字的鲜活特征与文本传播的流动特性；殷璠选本通过声律调整、意象优化与主题提升，完成对民间文本的文人化改造，赋予其成为文学经典的特质；宋蜀刻本则借助校勘体系的建立与语言的雅化转型等，最终确立文本的权威地位。这一过程是不同时代文化主体对文本的持续重塑，体现中国文学从口传文学到书面经典、从民间话语到精英话语的转换逻辑。
其二，版本流变的动力机制源于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一方面，诗人通过艺术锤炼不断深化作品意境，历代编纂者基于不同价值取向对文本进行重构，如盛唐文人注重格律规范，宋代学者着力社会隐喻发掘，这些努力都指向文本的经典化塑造。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演进（从写本到刻本）、语言系统变迁（如词汇双音化趋势），以及文艺思潮嬗变（如宋代理学影响下的诗学观念），为文本演变提供客观条件。在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蜀道难》既保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核心意象，又在历史长河中衍生出丰富的阐释可能。
其三，经典文本的建构过程呈现为层累式的意义增殖。从敦煌写本的民间书写特征，到唐代选本的文学性润色，再到宋代刻本的系统性校注，不同时期的文本形态共同构成动态阐释系统。每个版本差异都是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产物，每次文本整合都在拓展作品解读维度。这种以稳定内核为基础、以多元阐释为延伸的生成模式，既维系经典的恒久价值，又赋予其与时俱进的阐释活力，使《蜀道难》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典范个案。
《蜀道难》版本流变折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逻辑：作为乐府旧题，它历经南朝初创、唐代李白集大成及后世文人仿作重构，在民间传说与文人创作的层累中形成稳定内核；又通过不同时代历史语境、学术思潮和审美变迁被重新诠释，最终在文本稳定性与开放性的张力中，完成从乐府民歌到文学经典的跨越，成为观照中国文学经典化进程的范本。
（作者：罗建新，系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