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晋祠乡贤刘大鹏的名字，我30年前就知道。1994年冬天，在省城湖滨广场的书市上，我曾淘到刘大鹏遗著、乔志强先生标注的《退想斋日记》。十几年前，自己也曾与朋友到晋祠赤桥村刘大鹏故居一游。听说山西学者行龙先生所著《末世举人刘大鹏》（三晋出版社）出版，我从网上订购了一册。用一周时间细细读完该书，有几点感受。
一是作者另辟蹊径，采用了模块化的人物传记叙事策略。写人物传记，如果史料比较充分，一般是从传主出生，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写到其去世为止。但是，行龙先生的《末世举人刘大鹏》采用了分专题叙事的方式。全书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从碑铭说起”，采用倒叙的手法，可以算是全书的引子。众多乡贤名流，为何一致襄赞，在刘大鹏先生去世后为其立碑？作者在晋祠众多的碑碣中，为何对圣母殿南侧廊最西边的那通《刘友凤先生碑铭》情有独钟？这就勾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另外七个部分，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六个专题，依次是：刘大鹏生平简介及其《退想斋日记》；刘大鹏的塾师生活和科举经历；以刘大鹏家庭为代表的个体灾害史透视；以刘大鹏个人为切片的个体生命史剖析；地方乡绅刘大鹏笔下的抗战叙事；刘大鹏与晋祠及其以《晋祠志》为代表的乡邦文献编撰始末。作者通过以上专题叙事单元，对刘大鹏日记稿本爬梳钩沉，还原历史真相；精雕细琢，构建起一位中国近代内地乡绅完整而复杂的生命世界。笔者发现，采用模块化叙事的方式也存在一点小瑕疵，就是不同专题之间存在相同史料文字的重复引用，略显累赘。
二是作者擅于充分运用史料，展开近代中国华北个体生命史的深刻解剖。《末世举人刘大鹏》一书，虽以个人为传主，实际却是借一斑窥全豹，作者以刘大鹏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悲欢遭际，深刻描绘了晚清至民国时期华北乡村的社会变迁。全书通过详尽梳理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及其他遗存著述，通过缜密的史料钩沉，完整地勾勒出以刘大鹏为中心的个体生命史、家族生活史和一幅细致逼真的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图卷。
本质上，传主刘大鹏是一位旧式读书人、乡村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剧变，他的思想是保守的，始终以儒家思想道德伦理来要求自己、衡量世界。他作为一位前清举人，留恋着科举入仕的生活，抵触新鲜事物，反对革命党，更不可能主动投身社会革命。但可贵的是，他始终在竭力维持一名读书人的尊严。他曾经出任太原县议会议长等社会职务，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达官贵人，而他宁可做私塾先生，也不到官场里混迹、借机钻营谋求升官发财。相反，他热心地方公益，在担任县志纂修筹备员、古物保护委员会委员期间，不辞辛劳、积极奔走，做了大量保护地方文化遗产的事情，在太原县一带民间赢得很高名望。特别是，他以一己之力，编撰了《晋祠志》和《晋水志》等晋祠地方志书，成为后世难得的乡邦文献。
刘大鹏虽无心为官从政，却从另一个途径实现了他自身的人生价值，造福一方百姓。他坚持52年撰写日记，身后留下了500万字的《退想斋日记》。这部日记时间跨越半个世纪，内容包罗万象，有社会巨变和时代风云掠影，更多是民间日常生活纪事，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微观视角下中国北方近代社会变迁史。所以，作者在书中指出：“刘大鹏对其双亲、自身、妻子、子孙、友人等人的生老病死都有‘详尽而反复’的记述与表达。予意以为，此为目前盛行的‘生命史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
三是作者眼光独特，通过刘大鹏的日记对近代中国华北社会灾害史进行了微观透视。作者作为一位资深历史学学者，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日渐科学化的历史学往往聚焦于宏大事件和宏大主题，以此展开一般性的社会历史，而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日常体验却往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所以，他在研究刘大鹏这个人的同时，选择了一个独特视角，即以人为主体来拓宽灾害史的研究，“以刘大鹏所见所闻所经历为依据，描述刘氏及其家庭半个世纪所经历的日常之灾”。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洋烟之害人甚于洪水猛兽，近又加以泡泡、料料，较洋烟而更为酷虐，虽处以枪决之刑，人犹不怕，犯此罪者接踵不断，此晋人之浩劫也。”日记中关于吸毒导致家破人亡的事件记录比比皆是。据本书作者调查得知，刘大鹏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了瘾君子。刘大鹏一生痛恨吸毒者，此结果可谓家庭悲剧，而所有这些又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刘大鹏日记，就是对那些不幸遭遇的真实记录。
书中还梳理了《退想斋日记》所记录的近代太原地区的瘟疫之害，简要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灾害史研究的历史，以及取得的成果，对倡导开展“灾害人文学”深表赞同。他认为，“以人为主体，从个体、家庭出发的灾害史可以丰富我们对灾害及其全过程的认识，增强‘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意识，也可以更加突显以人为本的历史学本义”。作者对灾害史研究的独到见解，亦是对刘大鹏先生《退想斋日记》社会历史价值的重新评估和发现。
并州新闻 师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