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2日发布关税政策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反反复复。这一政策的未来虽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其背后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试图逆转近几十年来全球化所建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如英国《金融时报》4月16日一篇文章引用的投资公司创始人、前白宫通讯主管Anthony Scaramucci的话说，“他想终结全球贸易体系并削弱美国。他想让美国‘Brexit’世界”。如果说继英国脱欧、美国“脱离世界”后我们将面对一个后全球化时代，那所谓“负责任的商业角色”的内涵也将势必发生演变。
其实，自特朗普今年一月再度就职美国总统以来，就其执政对推行“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理念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外活跃的业界平台，如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商道纵横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的Moral Money专栏等，都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
综观这些评述，焦点主要集中在特朗普的上台是否会使ESG的推行受阻，特别是一些具体的议题如气候变化、碳排放以及多元、平等与包容（DEI）等，统一的基调不外乎ESG这一潮流不应逆转。而三月中国两会期间，更有代表发出了“构建中国主导的供应链ESG审核标准体系”的呼吁。
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背后，人们不得不思考：三十多年来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体系是否将被重塑？新一轮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后商业的责任又该被赋予怎样的内涵？全球ESG、企业社会责任（CSR）或可持续发展是否需要新的领导力与国际合作？
追本溯源，跳出两大“认识误区”
笔者认为，要认清特朗普2.0时代的ESG发展走向，需要跳出两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首先，不应把ESG的概念及具体内容视为固定不变的。以CSR的发展为例。当CSR的概念最初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于美国后，最著名的反对者莫过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商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其利润”的文章标题被无数次地引用。但在CSR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后，我们应该重新阅读弗里德曼这篇发表于1970年的文章。重读这篇文章不是因为这个醒目标题已不再代表主流价值观，而是因为它归纳了对商业的社会角色的基础性理解，那就是市场与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分工。
按弗里德曼的观点，商业与政府各有其专长，社会事务不应纳入企业的职责范畴。这一主张与其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即减少对企业的监管与束缚，尽可能地释放市场的自由与活力。他的学说被英美在70年代末率先采纳。在向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转变中，一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开始对国民福利进行削减、对工会力量进行削弱；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体系与跨国公司力量得以加强，劳工利益受到挤压。
伴随着90年代起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这些衍生的社会问题，加上日益恶化的环境，大型跨国公司在营利以外的社会责任，成为西方社会的重要关切，并在新千年到来时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可以说，CSR这一概念的诞生与推广，围绕的是政府与企业在社会事务中的分工，而这一分工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演化而发展。
ESG的理念也不外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发展的产物。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一系列CSR相关的国际倡议的提出，ESG的理念也应运而生，旨在从投资、金融的角度加强企业的社会担当与环境表现。
可以说，无论CSR还是ESG，其诞生的背景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为缓解社会矛盾而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调整。西方左派学者认为，CSR被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救星出现，而它的诞生又反映着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矛盾重重。它们（CSR、ESG）是政府、社会与商业之间互动的产物，而其内涵又在这种互动中不断地演化。
目前被广泛讨论的多元、平等与包容议题，环保、气候议题，都是这种互动的产物。它们为迎合来自社会的强烈呼声而被企业纳入其责任范畴，又可能随着政治话语风向的转变而消减。例如，在特朗普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明确宣称美国只认可两种性别后，以沃尔玛为首的众多大公司在其CSR议程中纷纷移除多元、平等与包容的议题。
归根结底，CSR、ESG等理念都是对商业的社会角色及其内涵的探索，它们从诞生到现在始终（并将永远）处在动态变化中。
其次，不应把已有的国际标准或倡议等一味默认为普适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CSR或ESG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一个需要承认的现实。因而各项国际标准或倡议，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也普遍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如个人主义、权利意识、公私有别等等。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西方中心视为理所当然。恰恰相反，在CSR、ESG等概念发展到今天，不同国情之间对于商业责任的理解与履行方式并没有取得绝对的共识。
与追求“同一”相反，只有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才构成真正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以扶贫为例，在国际社会责任指南ISO26000的制定过程中，由来自发展中国家代表提出的这一主题并没有被国际标准所采纳。但中国近几年的企业实践中，无论国企、民企还是外企，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都是企业开展社会责任项目时首推的主题。在响应这一国家战略的行动中，通过与各种参与CSR发展的主体合作，以集体的发展带动个体的脱贫，中国企业的扶贫实践无论在理念创新还是实施路径上，都有别于西方背景下一味的对个体权利的强调，理应成为全球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警惕影响ESG发展的三个现象
因此，笔者认为要把CSR或ESG这些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当作一个社会现象，认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逻辑。这些理念试图对商业在社会中应该担当的角色进行界定，其本质在于政府、企业以及社会之间各种力量的不断博弈与适度妥协。正因如此，无论CSR、ESG或是将来可能再度出现的其它概念，都既不应被看作一成不变，也不应拿来普遍应用，而是要立足实际情境，关注其背后来自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力量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商业角色内涵的持续影响。
从这个角度出发，要探讨特朗普2.0时代的企业社会角色的发展，最值得关注的是政商精英联盟互动下的新一轮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演化，这种演化将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商业责任新的形塑。
首先，特朗普及其背后的政商精英们，对ESG等这些代表着国际主流价值观的理念压根不在乎。特朗普八年前的就职演说曾被小布什耻笑为“什么古怪玩意儿”，但现在特朗普就职典礼演说现场19次的热烈鼓掌，则体现了其追随者的狂热拥簇。特朗普演讲的核心是让美国再次强大，而实现这一点的首要诉求是领土扩张。他不仅索要格陵兰岛，觊觎加拿大，甚至理直气壮地宣称要将星条旗插到广阔的宇宙星辰。他要开启的所谓美国的“黄金时代”，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扩张。《经济学人》在其宣誓就职的第二日直接以《新的美帝国主义》为题发表评述，称“唐纳德·特朗普是100多年来美国首个呼吁开辟新领土的总统，包括火星”。执政后特朗普更是咄咄逼人地索要乌克兰的稀土资源。
第二个值得警惕的是西方跨国公司角色的转变。几个世纪前荷兰、英国海外殖民扩张时，与坚船利炮并行的是最早的跨国企业——东印度公司。同理，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领土扩张与资源诉求不可能缺少商业力量的配合。事实上，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跨国公司的角色早已非纯粹的经济主体，而是鲜明地宣告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背景下，ESG等议题要么不在决策者的日程上，要么被注入政治内涵。这一苗头目前也并非美国所独有。在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援日益缺席的情况下，近期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家纷纷提出ESG评价标准不应一味排除军工，以期鼓励加强军备以应对俄罗斯。近日英国工党的100多名议员发表公开信，敦促金融机构重新思考ESG机制，指出将所有国防投资排除在外并称其为“不道德”的做法是错误的。可以说，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商业的角色期待正在发生着变化。
第三，目前ESG发展的演变既有政治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社会的呼声。从其就职演讲来看，特朗普2.0时代试图重塑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当他在演讲中宣称从今以后美国将只有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时，现场拥护者报以无比热烈的掌声。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他强调回归传统能源的开采，反驳气候变化论。特别是当他在就职当天一个接一个地签署各项行政令，签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前告知现场观众这将为他们节省多少钱时，现场欢呼雷动。
这些“反ESG”的论调在英国也不乏附和之声。以笔者这个旁观者的经历来看，环保主义者的很多极端行为，扰乱社会秩序，时不时给本就慢条斯里的伦敦公共服务平添烦扰，已引发公众诸多不满。而每年夏天的以倡导LGBT平权的London Pride大游行，根本就是一个大秀场，大公司秀价值观，政客秀立场，帅哥美女秀美貌，平民百姓凑热闹。至于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严肃话题，在权力的操控下，有时也虚实莫辨。以自称为气候变化论怀疑者的媒体大亨默多克为例，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媒体报道都否认气候科学，质疑气候变化论。
总之，这些关乎平权、环保、气候变化等ESG的常见议题，在西方国家早已被过度政治化，听腻了这些论调的政客、精英乃至普通大众，自然与讲“真话”的“特朗普们”站到了一起。而对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对价值观、商业责任、人类可持续未来等等这些关乎信念与理想的东西，既不懂，也压根没兴趣。
我们该如何理解并践行ESG
在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虽然“反ESG”的声势日益壮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对商业应有角色的探索。
正相反，展望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体系前景，我们需要审视未来社会新的矛盾，并由此探索商业应有的责任。特朗普的再度上台离不开选民的支持，但特朗普2.0所真正服务的并不是美国普通民众，而是那些利益与其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科技、金融巨头们。他们是目前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主宰着最先进的技术，拥有探索宇宙的能力，更以掌控着庞大的媒体帝国决定着英语世界的所谓“真相”。这一被西方媒体称为“寡头联盟”的政治与商业精英的结合，首要维护的是其自身阶层的利益。他们可以在特朗普再度得势时见风使舵地否认自己之前的气候变化立场，如马斯克；也会在其政策有损自身利益时马上行动，如在近期特朗普关税政策发布后的股市大跌中，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透过《福克斯商业新闻》公开表示应该暂停关税战。而特朗普改为对手机、电子产品等降低关税，也与科技公司的公关活动直接相关。
通过类似的公开或隐性的方式影响政策，固然是这些商界巨头们对既有全球化经济秩序的维护，但无论全球供应链怎样转变，真正受益者都不是被甩出全球化巨轮的美国工人阶层。
CSR、ESG等理念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时的自我修复。这些概念涵盖了对工人收入、工作状况以及环境等方面的保护，但远不足以改善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群体间、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未来伴随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发展，工人与资本之间不平等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将被扩大，因为这些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将更多地取代人工。可以说，即使特朗普的关税武器可以重启美国制造业、重组全球供应链，未来因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而造成的工人失业，不仅将成为美国社会新的矛盾，也将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甚至全人类面临的新的矛盾。技术的发展固然是人类的进步，但人类拥抱新技术的同时也将面对新挑战，这些都需要理念的创新来解答公司的责任，并定义商业的伦理。
其次，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的ESG实践，更要关注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各类主体的共同参与。纵观CSR与ESG的发展历程，企业只是参与者之一，而政府、社会组织、咨询机构、行业协会、学界、媒体等，从政策制定、知识创造、实践倡导以及行为监督等多个方面同等地参与其中。投资者、消费者则直接可以用金钱的力量对企业的社会担当施加或大或小的压力。
在国际层面，从联合国到多个国际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等，都以发起倡议、制定标准或颁布指引等方式推动或协助企业在社会与环境方面履行其应有的角色。《全球契约》《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GRI可持续报告框架都是从业者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在责任投资方面，诞生于英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评级机构，如明晟、富时罗素等，则通过制定指数和发布结果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与社会表现进行评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评价体系。
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跨国公司也在与不同机构的合作中推动着ESG的发展。如西方跨国公司牵头制定的一些操作准则，也随其全球业务走向“国际化”，这些准则除了面向其全球供应链合规而推行的审核体系，还有很多针对特定行业而联合其它类型的机构开发的守则。例如，笔者曾经服务过的星巴克咖啡公司与致力于环保的国际组织以及负责评估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共同制定了《咖啡与种植者平等实践》，从透明交易、环境可持续、社区发展以及咖啡品质四个方面与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农场、当地社区合作，以期做到全过程的尽职负责，这对全球咖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规范性意义。
因此，这些来自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并拥有不同背景和性质的主体，都是活跃在CSR、ESG或统称为负责任商业领域的行动者，通过引导、督促、指引、强制命令或协调配合等各种方式，它们积极与企业互动，共同影响着其社会角色的履行与演化。只有协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践，才能在全球CSR与ESG的体系发展中把握主动，从而真正助力企业的责任履行以及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全球可持续发展也呼唤新的领导力。在商业责任、减少碳排放、气候变化消除等成为全球性趋势之际，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却欲退出国际主流话语，重回传统能源、工业化生产甚至领土扩张的老路。这给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场域腾出了新的权力空间。从2000年代初开始主动采纳CSR理念以来，来自中国社会、商界与政府的多重力量不断以各种方式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加强国际互动。中国政府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开发、中国企业开展海外社会责任履行、中国社会组织走进“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中国本土的专业人士们在相关国际平台上的崭露头角，都是中国积极融入全球ESG发展的行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第十一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的一部分，中国财政部于今年4月2日在伦敦发行了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围绕气候适应与韧性，这一债券的发布无疑彰显出中国政府在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借助伦敦这一老牌金融之都的地位，中国绿色主权债券的发布也具有着国际效应。主导新的体系制定远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在美国目前逐步退出的趋势下，中欧以及中英的合作，无疑意味着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新的领导力。
• 作者系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英国伦敦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
文｜王雪彤
责编 孙孝文